據悉，這批數據的信息量多達260G，被德國媒體稱之為“有史以來最大的數據泄漏”。其中包括250萬份文件。據提供材料的人自稱，他于15個月前將這批數據提供給了美國的“國際新聞調查網(ICIJ)”。后來全球46個國家的媒體又從該網得到了這批數據，其中包括德國的《南德意志報》和“北德電視臺”。這些媒體在對上述資料進行了數月之久的研究后，現在采取統一行動，將其中的一部分情況披露出來。

在這些材料中，人們可以看到世界許多經濟界要人、軍火商等是怎樣在“避稅區”開展業務活動，文件還包括200多萬份電子郵件以及12萬余家在“避稅港”從事經營的離岸公司及信托機構的名單。材料涉及的“避稅天堂”有：英屬維爾京群島、庫克群島、薩摩亞、開曼群島、香港、新加坡、毛里求斯、馬來西亞和塞舌爾。專家說，至于有多少資金通過這里的黑色交易逃避了稅收，目前也只能大概估計。英國非政府組織“稅收正義網”認為，到2010年底，藏匿在全球“避稅天堂”的資金大概在21萬億至32萬億美元之間。

《南德意志報》稱，在被披露的名單中，也有數百名德國人，其中包括已故的實業遺產繼承人薩克斯。據報道，他在去世前已把自己的巨額資產投放到“避稅區”，使德國的稅務部門無法完全了解他的資產情況。另外，公布的信息也涉及到德意志銀行，為此該行也受到了批評。

這批材料若被全部公布，世界許多離岸公司的秘密業務將被曝光，大批逃稅者也會因此陷入困境。因此《南德意志報》等媒體的相關報道一經發表，便在德國和歐洲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德國政府對此表示歡迎。聯邦財政部的一位發言人說，希望有關媒體能將這些材料交給政府，以便讓稅務部門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評估，進而對違法的行為進行打擊。德國和歐盟的一些政治家也紛紛呼吁歐盟國家應加強協作，有效打擊逃稅行為，不給逃稅活動留有空間。

據報道，此次的“全球逃稅大曝光”也使法國總統奧朗德蒙受牽連。奧朗德競選時的賬務主管讓·雅克·奧吉爾曾在“避稅區”進行經營，而已經辭職的法國前預算部長卡于扎克也被披露在國外擁有個人的銀行賬戶。目前，法國反對黨要求奧朗德重組政府的呼聲再度高漲起來。而幾個月來一直被失業率上升、企業大量破產、經濟增長乏力所困擾的奧朗德和社會黨，又遇到了“涉嫌逃稅”麻煩，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嚴建衛)

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擁有大批注冊金融機構和公司，這些公司通常稱作離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或國際商業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ies，IBCs），但這些機構通常并不在這里設立實體，實際業務都在母國進行，只是通過注冊的機構在賬簿上進行境內和境外交易，以求享受該地區的稅收優惠，其典型是加勒比海的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開曼、百慕大，南太平洋的瑙魯、西薩摩亞，英吉利海峽上的海峽群島，以及這次陷入危機的塞浦路斯島。

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夠吸引眾多國際商業公司前來注冊，主要是有以下幾個方面好處：便于企業開展跨國經營；有利于企業規避貿易壁壘；規避外匯管制，便于資本運作；法律環境寬松；信息披露要求極少，保密規定相對嚴格；稅負輕微且可以避免雙重征稅；注冊程序便利，維持成本也甚低；公司管理簡便……可以說，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對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發揮了一定正面作用。但其負面作用也日益顯著，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給予國際游資逃避監管、操縱資本流動的機會；為逃稅、資本外逃和洗錢犯罪創造了機會，等等。在塞浦路斯，蘇聯解體后就曾吸收大量外逃的俄羅斯資本，以至于出現了這種說法：“俄羅斯唯一的資本形成發生在塞浦路斯的銀行賬戶上。”

正因為如此，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從許多方面加強了對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和全球監管協調。在西方國家中，又以歐盟及其成員國對離岸金融中心施加的監管壓力最大。

盡管如此，由于牽扯美英占據優勢的金融業利益，美英并不十分熱心于強化離岸金融中心監管，致使離岸金融中心全球監管的協調進展步履維艱。同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利之所在，無論監管網絡如何鋪展，當事企業和個人總能千方百計找到其中的漏洞加以規避。其結果就是國際監管者言者諄諄，當事企業和個人聽者藐藐，各避稅港的離岸金融業在一片“加強監管”聲中繼續“凱歌行進”，持續擴張。

然而，這次塞浦路斯危機真正讓那些離岸公司及其控制者們感到了徹骨寒意。過于放任自流的后果是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財政金融體系往往不夠穩健，一旦危機爆發，倘若復制塞浦路斯救援模式，這些離岸公司及其控制者們的資產就有可能平白減少數成。他們選擇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本來目的就是避稅，現在看到了偷雞不著蝕把米的風險，還會繼續這么熱衷于在離岸金融中心的操作嗎？正因為如此，塞浦路斯危機救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將對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的膨脹釜底抽薪。（梅新育 作者為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