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擁有大批注冊金融機構和公司，這些公司通常稱作離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或國際商業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ies，IBCs），但這些機構通常并不在這里設立實體，實際業務都在母國進行，只是通過注冊的機構在賬簿上進行境內和境外交易，以求享受該地區的稅收優惠，其典型是加勒比海的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開曼、百慕大，南太平洋的瑙魯、西薩摩亞，英吉利海峽上的海峽群島，以及這次陷入危機的塞浦路斯島。

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夠吸引眾多國際商業公司前來注冊，主要是有以下幾個方面好處：便于企業開展跨國經營；有利于企業規避貿易壁壘；規避外匯管制，便于資本運作；法律環境寬松；信息披露要求極少，保密規定相對嚴格；稅負輕微且可以避免雙重征稅；注冊程序便利，維持成本也甚低；公司管理簡便……可以說，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對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發揮了一定正面作用。但其負面作用也日益顯著，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給予國際游資逃避監管、操縱資本流動的機會；為逃稅、資本外逃和洗錢犯罪創造了機會，等等。在塞浦路斯，蘇聯解體后就曾吸收大量外逃的俄羅斯資本，以至于出現了這種說法：“俄羅斯唯一的資本形成發生在塞浦路斯的銀行賬戶上。”

正因為如此，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從許多方面加強了對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和全球監管協調。在西方國家中，又以歐盟及其成員國對離岸金融中心施加的監管壓力最大。

盡管如此，由于牽扯美英占據優勢的金融業利益，美英并不十分熱心于強化離岸金融中心監管，致使離岸金融中心全球監管的協調進展步履維艱。同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利之所在，無論監管網絡如何鋪展，當事企業和個人總能千方百計找到其中的漏洞加以規避。其結果就是國際監管者言者諄諄，當事企業和個人聽者藐藐，各避稅港的離岸金融業在一片“加強監管”聲中繼續“凱歌行進”，持續擴張。

然而，這次塞浦路斯危機真正讓那些離岸公司及其控制者們感到了徹骨寒意。過于放任自流的后果是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財政金融體系往往不夠穩健，一旦危機爆發，倘若復制塞浦路斯救援模式，這些離岸公司及其控制者們的資產就有可能平白減少數成。他們選擇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本來目的就是避稅，現在看到了偷雞不著蝕把米的風險，還會繼續這么熱衷于在離岸金融中心的操作嗎？正因為如此，塞浦路斯危機救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將對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的膨脹釜底抽薪。（梅新育 作者為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